寒暑易节，冬去春来。北国边陲11载的蹉跎岁月给我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。那山、那水、那情、那景无时无刻不闪现在我的眼帘。然而最使我想念的，在我心中永不泯灭的是静静地躺在完达山密林深处的我的战友——葛天牧同志。

　　1968年秋天，我们学校25名“老三届”初高中毕业生，满怀革命豪情，告别父母兄妹、亲朋挚友，离开黄浦江，来到了北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我们比较“幸运”地分在团部地区的木材加工连，天牧和我分在一个班又同一个宿舍。

　　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新鲜而又陌生。他每天起床最早，从食堂打来了热水，从井里挑来了凉水，为同志们起床后洗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虽然我们安排了值日表，但他总是抢着替别人干活儿，而且从未有过怨言。他比我小一届，但他高高的个子，白净的脸配上一副深深的眼镜，显得老练、沉稳而又大方。冬天，他依旧是第一个起床，摸着黑，打着手电，刨开结冰的井边，挑回一桶桶凉水放在每个宿舍的门口……

　　在北国的第二故乡，同志们亲如兄妹。在以后的相处中，我们慢慢了解到他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远离上海在外地搞国防科研工作，他自小生活在外公外婆身边，所以两位老人特别疼爱他。他来边疆是有意识地让自己走向社会，以此当做人生锻炼的起点。他很孝顺两位老人，每个月的工资除了12元的伙食费，剩下的全部寄给了他的外公外婆。

　　刚来的几个月，我们总是和大圆木打交道。电锯旁有他的身影，嘈杂的电锯声和不时飞出打在他身上的树皮没有令他退却；归楞场上有他喊的“号子”，往一排排五六米高的木堆上扛木头时，他腰杆笔直、腿没软过，重活、累活总是抢在前。晚饭后，一天的劳累并没有驱散他勤奋好学的劲头。他来边陲时带的两只木箱，其中有一箱竟是满满的书，什么世界名著、小说、散文选，就连数、理、化课本也带来了。他经常与我们大侃名家著作、研究文化课题，时间一长他的“白脸书生”的外号传遍了全连。

　　1969年3月，“珍宝岛”事件发生后，他作为我们连武装分队的成员，被派上了前线，看守“国防公路”。他和另一位同志奉命守卫一座桥，在桥边搭下棉帐篷安营扎寨。一次，那位同志发高烧，没能上岗，葛天牧毫不犹豫地一连好几个白天黑夜吃住在帐篷里，一个人坚守在“阵地”上。他实在太累了，一天凌晨，他被浓烟呛醒，当他从燃烧着的棉帐篷里爬出来时，已经成了一个“火人”。他挣扎着向团部医院方向爬去，而此时身后的帐篷已是一片灰烬。这时，公路上的一辆军车路过把他救起送到医院。当他从昏迷中第一次醒来时，还喃喃地问：“前线怎样了？赶快派人去守着桥。”由于伤势严重，第二天他离开了我们。

　　当葛天牧逝世的消息传来，全连知青的眼眶都湿润了。逝世时，他才18岁，有青春的活力，有火红的年华，有美好的未来。

　　追悼会那天，下雪了。千里迢迢赶来的父母和妹妹痛不欲生。泪水伴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向那片神奇的黑土地、深深的白桦林……

　　这以后，他妹妹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和我们共同战天斗地、生活在北国大地。

　　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葛天牧总是令我难以忘怀，以小处见深处，葛天牧的身上闪现着一种真切、天然、朴实、无华的美。我想既然难忘，那就让他永存，永存……（作者单位：北京邮政汽车运输局）